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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背叛》:世界因缺乏对超验真理的信仰而备受折磨
2016-12-12   来源:   浏览次数: 次    [ ]

景凯旋


知识分子的背叛

《知识分子的背叛》[法]朱利安·班达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5


  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那里,产生出集体主义的自我崇拜,民族、国家和领袖被神圣化,发展出以暴力征服其他民族的意识形态,它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法西斯主义。

  不管是纳粹集中营和古拉格群岛的历史书籍,还是它们在国内的中译本,仍在这些年增加,仍是人类历史反思的重要事件。在所有支持极权的知识分子言行中,看不到任何对正义的遵从。

但在现代社会,普遍价值或普遍主义却面临消退。近90年前,朱利安·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于1927年出版时,它所坚持的普遍主义就已经显得与时代严重隔阂,尽管它为班达赢得了名声,但却不会有人去认真思考他的观点,就像人们在谈论现实时不会再思考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康德的观点一样。不过,按照托尼·朱特的说法,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时代,班达坚持抽象的普遍价值,他对真理、正义和权利的阐释因而失去了独立的参考点,他反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激情,但就连他自己也没有做到这一点。


集体式的道德不能反映真理


  班达的一生是在动荡中度过的,他既目睹过十九世纪的帝国年代,也曾亲历了二十世纪的极端年代,可以说是两个大时代的见证人。像班达一样,许多二十世纪初的西方作家都对上个世纪充满眷念,他们的思想是在那个年代形成的,在凯恩斯、茨威格和马洛依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城市化、世俗化和民主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和平、秩序与繁荣的时代,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乐观。但进入二十世纪,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界点上,他们却突然看到昨日的世界正在逐渐逝去。在进步的表象下,不同种族、民族和阶级的矛盾都在日益加深,无论是德国民族主义、法国君主主义还是苏维埃主义,都是以某个群体利益作为价值标准,提倡集体主义价值,而不是全人类的普遍价值。随着德国崛起对原有世界格局的冲击,民族主义成为最主要的潮流。大多数知识分子放弃从前抽象的正义、真理、自由和独立的立场,与民众的激情结合在一起,走上通往权力之路。

  用班达的话说,这是一个“政治的时代”,知识分子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激情。班达在书中谴责了当时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如法国作家巴雷斯、贝玑、莫拉斯及外国作家邓南遮、吉普林和詹姆斯等人。与从前的知识分子相比,这些作家大都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热衷于实际政治,强调自我民族的高度认同和文化优越性。对他们来说,“真理是由有用来决定的,正义是由环境来决定的”。他们主张的道德是一种进化的道德、时代的道德、行动的道德或现实的道德。这种民族自豪感肇始于德国知识分子,费希特、黑格尔即认为日耳曼民族是最高贵的民族,并将自己民族的胜利看成是历史发展的最高结果。在法国,巴雷斯、莫拉斯等人同样极力鼓吹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使自己的国家强大。所有怀有政治激情的知识分子都宣称自己的主张符合进化的方向,并且毫不掩饰地反对民主。

这一切都与班达信奉的观念不符,在他看来,德雷福斯案件中就已表现出某种只适合法国的正义,这在孟德斯鸠的国家是一件新事物。为了抵抗各种特殊主义的价值观,班达在自由与民主的概念中强调个人主义的内涵,他引用法国作家勒南的话,认为它代表了苏格拉底以来所有思想家的主张:“人既不属于他的语言,也不属于他的种族;他只属于他自己,因为他是一个自由的存在,一个道德的存在。”这种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在世纪之交被颠覆了,集体主义道德取代了个人主义道德,无论民族主义、君主主义,都将组织化原则提升到价值的高度,坚持由群体利益作为行为的唯一评判者。然而,集体主义的道德是时代的反映,却不是真理的反映。在民族情感的驱动下,当时许多杰出的作家和学者都陷入盲目的爱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各自国家的政府。


民族主义和阶级理论的局限


  班达并不反对人们对民族和乡土的认同,他抨击民族主义是因为人们将它当作一种政治态度,而断言不存在一种所有民族都认同的道德标准,鄙视普遍的人类情感,这是法西斯宣扬的观点。同时,民族主义还意味着个人的集体化和他者化,当个体成为集体的一分子时,个人良知的作用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在班达看来,这种民族主义不仅有悖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而且有悖更长远的人类历史。古代人也爱自己的城邦或王国,但他们同时会意识到这些都是要灭亡的,不会为此而感到痛苦,因为他们相信,祖国是一种世俗的东西,在国家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秩序,指引着一切事物。现代人却“把他们的城邦变成了一个蔑视上天的城堡”,并且认为没有国家就不会有个人的存在,蔑视把国家理解成不同个人的集合体。这种现代观念也改变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柏拉图认为道德决定政治,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与道德无关,但并不认为道德是一种坏东西,而莫拉斯则认为政治决定道德,从而为国家的作恶提供了正当性。

  在观念史上,民族主义与反启蒙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潮有着密切关系。这一思潮将情感与进步结合起来,鄙视启蒙主义的普遍人性观念,并且把实践看作是思想的呈现。班达由此指出,从前的理智活动类似于审美活动,在自身运用中获得满足,没有实用目的。“对于理性而言,进步这个词是没有意义的。”柏拉图甚至斥责理性的激情,认为这已经不是理性了,而浪漫主义则崇尚情感,贬低沉思,并且赋予欲望的满足以绝对的权威。

  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现代知识分子拒绝理性的非实践的特征,他们嘲笑道德的普遍性,体验英雄主义的情感。班达在书中特别提到尼采赞扬功利、勇敢和荣耀,推崇冷酷和成功,排斥德行和仁爱。他同时还指出,到1890年,法国、意大利也产生了文学和政治上的浪漫主义,表现出对理性的鄙视和对战争道德的肯定。在政治领域里,这种浪漫主义比平庸乏味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更能打动普通人的情感,使作恶变成一种集体责任。

在德国,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最终发展成集体主义的浪漫主义,将普遍精神与民族精神联系起来。正是在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那里,产生出集体主义的自我崇拜,民族、国家和领袖被神圣化,发展出以暴力征服其他民族的意识形态,它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法西斯主义。班达根据道德的普遍性原则,认为浪漫主义的特殊主义必然产生危害。


普遍道德是基于普遍的“人性”


  班达指出了古代知识分子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区别,前者提倡普遍主义的价值,后者提倡特殊主义的价值,而且他看到后者正在日益取得统治地位。上世纪三十年代,另一位重要的思想家葛兰西重申了这一区分。在其《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区分了“传统的”和“有机的”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大都是作家、艺术家和哲学家,尤其是圣职人员,他们中许多人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各阶级之外,不依附于任何意识形态。在葛兰西看来,这种知识分子的概念已经过时,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自主和独立的社会阶层,而是其他社会集团在形成过程中“有机地”制造出来的知识群体,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总是依附于某个社会集团,表达那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和利益。由于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伦理,因此任何走向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都需要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建立起自己的文化霸权。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当代,大多数知识分子认同的是葛兰西的定义,而不是班达的定义。

从观念的谱系上讲,班达的理性主义继承的是柏拉图到康德的价值传统,其思想基于普遍人性,强调理性与超验的关系。“我坚持颂扬理性作为最高主宰的地位及其不计结果的永恒性。”永恒的便是抽象的。也就是说,班达是一个古典的自由主义者,即苏格拉底、柏拉图、伏尔泰、康德、贡斯当、阿克顿、托克维尔那种贵族类型的自由主义者,这种自由主义坚持价值的普遍性,相信存在着一些人类的基本伦理标准,它们是可以普遍化的。而普遍性必须承认一个抽象的前提,那就是在各种事物背后存在着一个统一的理式。班达使用的“知识分子”一词的法语原文就是clerc,即从前那些具有超验意识的圣职人员,英、德文版本都译成“知识分子”。班达认为西方的圣职人员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前身,作为社会价值的承担者,这个群体信奉“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持有这种超越观念的群体不追求实践的目的。他们眼中的世界秩序是主客体统一的,普遍价值的观念便是建立在这一世界图景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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