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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明文选》:流传千年的范文经典
2017-01-05   来源:      [ ]

刘跃进


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梁]萧统 著 黄山书社 2010.8


  在中国文学史上,以一本书而被尊崇为专门学问的,前有“《文选》学”,后有“红学”。

  《文选》是南北朝时期梁朝(502-557年)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纂的,故又称《昭明文选》。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收录先秦至齐梁间130位作家的700余篇作品,并按照赋、诗、骚、诏、册、令、教等37类文体编排。每类文体下又按内容分成小类,作品大致按照时代先后排序。这种细密的文体分类,较之曹丕《典论·论文》将文体分为四科八目、陆机《文赋》将文体分为十类,精确合理得多。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文体的辨析与文学的繁荣,两者之间有重要关联,是中古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此前已有《文心雕龙》作理论上的阐释。《文选》的价值,不仅选录了极为丰富的文学作品,而且通过这种分类,为世人提供文体方面的范本。《文选》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最重要的津梁,由此上溯,可清晰看出中国文学从先秦到齐梁间发展演变的轨迹。

  在《文选序》中,萧统明确提出编选宗旨及选录标准。他主张有四类作品不能入选:第一,相传为周公、孔子的著作,大体相当于中国传统目录学四部分类中的经部。第二,老子、庄子、管子、孟子的著作,大体相当于子部。第三,贤人、忠臣、谋夫、辩士的辞令,即《国语》《战国策》以及散见于史籍中的这类著作。第四,记事、系年之书。这后两类相当于史部。通过这种编选,萧统要为“文”与“非文”划一疆界。他所要编选的是“文”,具有“综辑辞采”“错比文华”和“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特点,而经、史、子这三类作品较为质朴,以实用为主,所以不选。在选录作品中,编者更重视陆机、谢灵运、江淹、颜延之等人作品,对风格轻绮的艳情诗和精美细微的咏物诗很少选录,也不看重乐府民歌中的情诗。看得出来,萧统的选录标准浸润着齐梁时期的儒家色彩,不尚绮丽,倾心典雅。从萧统的成长环境看,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选》看作是为学士“肴核坟史、渔猎词林”而编的文学总集,它具有官方色彩,是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影响下的必然成果。

  惟其如此,《文选》甫一问世,即受到重视,对后代文学的发展更是产生莫大影响。《大唐新语》记载,隋炀帝开设科举考试,置明经、进士二科。从《北史·杜正玄传》可以推断,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主要就是《文选》中的作品,说明《文选》早就流传到北方,并成为准官方确认的科举教材。这可能与萧统族侄萧该有密切关系。《隋书·儒林传》记载,荆州陷落后,萧该与何妥等同至长安,仕隋为国子博士。他精通音韵学,著有《文选音义》《汉书音义》等书。开皇初年,他还与陆法言、刘臻、颜之推、魏渊、卢思道、李若、辛德源、薛道衡等八人共同商定编撰《切韵》。萧该参与《切韵》编纂,独立撰著《文选音义》,目的就是选篇定音,为士子提供研读的选本,为考官提供命题的参考。

  唐代以诗赋取士,所以《文选》日益风行,乃至乡学亦立有专科。杜甫有两首诗说到《文选》,一是《水阁朝霁奉简云安严明府》:“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一是《宗武生日》:“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这两首诗,一是让儿子诵读《文选》,一是说熟精《文选》理与写诗之间的关系。其他唐代诗人亦大多如此,可以随手拈出《文选》掌故。《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开元十八年(730年),吐蕃使奏称金城公主请赐《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玄宗令秘书省写与之。金城公主远嫁吐蕃,所索书把《文选》和儒家经典并列,亦见《文选》在当时的特殊地位,已远播异域,影响深远。现存早期的《文选》写本,多是敦煌石室所藏,还有一部分在新疆吐鲁番等地发现。饶宗颐先生已将散见各处的钞本汇为《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由中华书局2000年影印出版。从新发现的《文选》残卷看,字体有好有劣,可见阅读的人、传抄的人,水平参差不齐。敦煌遗书还有一篇《西京赋》钞本,由唐高宗永隆年间弘济寺僧所写,则见《文选》的流传更是深入道俗。

  唐人不仅读、诵、抄写《文选》,还兴起一股不大不小的注释风潮。《旧唐书·曹宪传》载,曹宪在初唐专门从事《文选》研究,著有《文选音义》。他还广招门徒,著名学者许淹、李善、公孙罗等均出其门下,多以《文选》研究著称,“《文选》学”由此而成。其中,李善是一个集大成者。他参照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的体例,对《文选》详加校勘,尤其注重词汇和典故的来源,引证赅博,体例严谨,凡有旧注而义又有可取者就采用旧注,其他详加注释,反复修订,用力甚勤,仅引书就多达1900余种。由于容量大为增加,李善将《文选》原有的30卷扩展为60卷,在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完成并进呈朝廷。李善注《文选》详于典章制度和名物训诂,字句的疏通可能有所不及。开元六年(718年),吕延祚作《进五臣集注〈文选〉表》献给唐玄宗,五臣即吕向、吕延济、刘良、张铣和李周翰。此后直到十一、十二世纪,五臣注颇受世俗青睐,较之李善注本更为流行。此外,唐代注本在日本也保留了一些残卷,其中最重要的有金泽文库所藏《〈文选〉集注》,保留了除李善注、五臣注之外的《〈文选〉钞》《〈文选〉音决》及陆善经注等,内容更加丰富,篇幅也由李善本的60卷扩展到120卷。这些旧注有助于对《文选》的理解,且通过这些旧注,可以解决“《文选》学”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所以备受瞩目。我主持编纂的《〈文选〉旧注辑存》就将这些旧注汇为一编,考订异同,颇便使用。

  到了宋朝,《文选》依然是士子必读书目,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因为人人要读《文选》,前人的注释就非参考不可。于是有人将李善注与五臣注合刻,统称六臣注《文选》。而李善注本和五臣注本虽有合刊,各自的单行本亦不绝如缕。现存最早的李善注刻本为北宋天圣、明道年间(1023-1033年)所刊,现存最早的五臣注刻本为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杭州陈八郎宅所刊,现存最完整的李善注刻本为淳熙八年(1181年)尤袤所刊。这个尤袤本经过清人顾千里详细校勘,写成《〈文选〉考异》十卷,由胡克家刻印问世,通称胡刻本,成为流传最广的李善注本。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17年0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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