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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春秋》:一部记载晏婴事迹的专著
2017-05-18   来源:      [ ]

钟岳文


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  陈涛 译注  中华书局  2016.1


晏子与《晏子春秋》


提到晏子,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晏子使楚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故事中的晏子集勇敢、智慧、气节于一身,为后世所敬仰。据记载,晏子名婴,字平仲,一说字仲,谥平,春秋后期齐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582年,死于公元前500年。晏子之父晏弱,谥桓子,为齐卿。晏弱去世后,晏子承继父亲之职,出仕齐卿,先后从政凡五十六年,历事齐灵公、齐庄公和齐景公三朝,其主要政绩是在景公时。以当时齐国局势,大夫专权,田氏势强,景公以平庸之君,能维持近六十年的统治,齐国还能处于相对强势地位,完全有赖于晏子这位杰出政治家的辅佐。所以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曾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崇敬之情,溢于言表。他还特别为晏子写了传记。其他先秦两汉典籍如《左传》《墨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新序》《论衡》中也有不少关于晏子的记载。而要说专门记载晏子思想和言行的著作,则非《晏子春秋》莫属了。

书名虽为《晏子春秋》,但其作者却不是晏子本人。有些目录学著作记录此书时称“晏婴撰”,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该书自始至终对晏婴以“晏子”相称,“晏子”是后人或同时代人对晏婴的敬称,晏子不会自称“子”。而且书中又有“齐景公”之称,“景公”是谥号,史载晏子比齐景公早死十年,不可能知道景公去世后会有此称呼。更何况,书中还记有若干晏子死后之事。这些都证明该书不是晏子本人所撰写的。

其实,这是先秦时期著作的一个特点。先秦典籍的编撰成书,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由明确的一人或数人编写,然后杀青定稿,署名出版。它的形成,往往有个复杂的过程。先是有些原始记录素材,积累渐多,逐渐流传,流传中有人加以整理润色,还会不断增加或佚失,如此几经增损编订,才最终形成,因此许多典籍难以确定编撰者是很正常的。《晏子春秋》的成书,亦当如此。我国自古有史官传统,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晏子作为一代名相,其言行齐国史官必有记录,这是《晏子春秋》的材料来源之一,即齐国世代相传的历史记载和档案记录,这些都是可靠的历史资料。此外,晏子在齐国有出色的政绩,必然成为人们仰慕的对象,他的事迹被广为传颂后,有好事者踵事增华,“小说家者流”添枝加叶,便形成了类似后代包拯、海瑞式的半是历史传记半是故事传说的内容,并广为流传,这便是《晏子春秋》材料的另一个来源。当然,这种材料只可以当作故事看,却难作史料信。

一般认为,到了战国时期,分别有人对这些材料进行搜集汇编,于是就出现了各种版本的《晏子春秋》(司马迁看到的应该就是其中一个或几个版本)。学者蒋伯潜说:“此书非晏子自著,乃后人采其行事,记其言论,纂辑而成,其成书实在战国之世。”应该是中肯的论断。但这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书”。西汉成帝时,刘向奉旨对当时皇家内府的藏书进行整理。他将能够见到的各种版本的《晏子春秋》加以编校,定名为《晏子》,后世更名为《晏子春秋》。如此,《晏子春秋》才算正式“成书”,并成为今天的通行本。全书共八卷,二百一十五章,分为内篇和外篇两个部分。内篇六卷,即刘向所谓“合于六经之义”者,包括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外篇两卷,即刘向所谓“又有重复,文辞颇异”者和“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

应该说,《晏子春秋》一书以春秋时代齐国晏婴的生平事迹为依据,又辑缀了有关他逸闻轶事的大量民间传说,从而记载了人们心目中的晏子的思想言行,塑造了晏子这位正直贤明、堪称楷模的杰出政治家的形象。


《晏子春秋》的艺术特色


《晏子春秋》的体裁既不同于《论语》的语录体,也不完全同于《左传》《国语》等历史散文和《孟子》《荀子》等诸子散文,而是以对答记言为主,佐以动作、形象描写,这种以文学笔法记载人物事迹的著作,在现存的先秦古籍里是很少见的。正因如此,《晏子春秋》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也独具特色。

首先,此书语言简洁干净,颇能表现人物个性。以耳熟能详的“晏子使楚”一段为例,晏子到楚国后,楚王蓄意戏弄他,“指盗为齐人”,然后“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不难想象,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难堪的场面。对此,晏婴没有表现出手足无措之态,而是以桔为例,阐明了水土是使植物变异的重要条件,接着话锋一转,用同理相推的方法,得出了“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的结论。这种以守为攻、寓理于事的谈话方式,使晏婴的机敏跃然纸上。

其次,此书描写人物动作生动鲜明,着意勾勒人物性格。书中说齐景公在泰山上饮酒,喝得半醉,眺望齐国的大好河山,因感伤人生短暂,便“泣数行而下”;而晏子此刻却“仰天而大笑”,这使得景公大怒。晏婴则用朴素的唯物辩证法阐述了生死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最后反问道:如果先王不死,您哪能有齐国?寥寥数语便将景公及晏婴的形象惟妙惟肖地勾勒出来,可谓传神之笔。这种写法,用笔虽简洁,却将人物性格鲜明地体现出来,这对后世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有较大影响。

此外,书中还大量地运用了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如形容晏婴穷用了“堂下生寥茬,门外生荆棘”,描写临淄的繁荣用了“张袂成阴,挥汗成雨”,又如把危害社稷的人比为“社鼠猛狗”,把表里不一的作法比喻成“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有些成为流传至今的成语和典故。

可以说,《晏子春秋》一书已具有人物传记的雏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它是“传记之祖”,有学者则认为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传记文学。这种以人物为主的专书,以及突出人物个性的写法,对司马迁创作纪传体史书——《史记》也有着很大影响。


《晏子春秋》的现代价值


首先,《晏子春秋》强调了实行德政的必要性。书中多处提到“德”字,“德”成为该书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晏婴本人就是“盛德”之人,齐景公就曾赞叹说:“善哉!晏子之言,可无用乎!其维有德。”晏婴认为仅仅靠勇力是不可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如果一味地尚勇好斗甚至可能给国家带来灾难,只有修德,实行德政,才能使天下归附。于是他强调:“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广足以容众,诸侯戴之,以为君长,百姓归之,以为父母。”周文王之所以取得天下,就是因为有德:“古者文王修德,不以要利,灭暴不以顺纣……是以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其德,故君民而不危,用国而不弱也。”齐桓公与管仲之所以能成就霸业,也是因为实行德政的缘故:“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义高诸侯,德备百姓。”而齐景公如果不实行德政,想恢复齐桓公时期的霸业是不可能的。那么,德政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在晏子看来,就是“任贤爱民”,即“其政任贤,其行爱民”。“其政任贤”就是任用贤能之人为官,以便管理国家、安顿百姓;“其行爱民”就是以民为本,减轻赋税,减少劳役,晏婴甚至指出为政者最好的德行就是爱民、乐民,可见他已经充分认识到民心向背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这也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体现,对当今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不无借鉴。

其次,《晏子春秋》还强调要举贤任能,惩治谗佞。晏婴认为人才是国家社稷治乱的根本,能否选贤任能,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兴亡。因此要治理好国家,没有大批的贤能之士,是根本办不到的。他曾总结齐桓公得以霸诸侯的历史经验:“先君见贤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内政则民怀之,征伐则诸侯畏之。”当齐景公问如何治国时,晏婴又明确地回答:“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则其道也。”在具体操作上,晏婴提出要从一个人的社会交往和实际生活中的关键时刻,来具体考察他的优劣,而不是靠道听途说和一面之词来作决定。此外,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要注重其所长,不能过分究其短。他还特别举了齐桓公拜管仲为相,任贤不避私仇;举宁戚为大司田,任贤不弃微贱的例子来说明。在提出举贤用贤的同时,晏婴积极主张惩治谗佞小人。他指出,恶人不去,贤人不进;谗佞不除,忠臣不用。尤其是君主身边的谗夫佞臣,依托君威,加害贤良,危害国家,为国之大患,晏婴把这种人比作“社鼠”“猛狗”,力主除之。

第三,《晏子春秋》提出要力戒奢侈、躬行节俭。齐景公时,奢侈腐败是齐国朝政的一个突出问题。《淮南子·要略》就说:“齐景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猎射亡归,好色无辨,作为路寝之台,族铸大钟,撞之庭下,郊雉皆呴,一朝用三千钟赣。”所谓上行下效,齐景公生活如此奢侈腐化,下面的众多大臣自然也不例外,但齐国百姓的生活却捉襟见肘。为了国家政局的稳定,晏婴一次次地劝谏景公要止奢侈、行廉政。不仅如此,晏婴更是从自身做起,成为节俭力行的典范。“尚俭”是晏婴政治理念、施政措施的核心,《史记·管晏列传》称,晏婴“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晏婴认为,勤俭廉洁是为政之本,“君子之事”。《晏子春秋》中记载了许多晏婴廉政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晏婴虽然身居相国高位,但他严于律己,廉洁从政,吃的是粗食,穿的是粗布衣,住的是陋室,上朝时常坐弊车,驾驽马。即使生活如此简朴,晏婴还是一再推辞景公赐予的封邑、千金、狐裘等物品,他的品行为百官作出了表率。晏婴倡俭的作风,不仅改变了齐国奢侈的政风,同时也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稳定了人心,并最终在中国历史上树立了廉相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四,《晏子春秋》主张刑法赏罚要妥善公正。“政刑无常”是国家“危失”的体现,“国无常法”则“民无经纪”,也就是说如果政策和刑罚没有常规,没有固定的法令,百姓就没有纲纪可循,国家就会危亡。这体现了法令的重要性。但仅仅有法令还不行,还要在施行时做到严谨和公正。“不以私恚害公法”“刑罚中于法”,都是在强调要严格依法办事。晏婴还特别指出在赏罚中不能掺杂个人的主观好恶。他提出贤君治国当“不因喜以加赏,不因怒以加罚”,即不能因一时高兴而给予奖赏,也不能因一时生气而施加刑罚,这是使国家安定的良策。

最后,作为辅政之臣的晏婴为了齐国的发展常常要对国君进行劝谏。然而劝谏并非易事,《晏子春秋》中记载的晏婴劝谏方式和技巧对今人不无启发。比如“因势利导式”,这种方式也可称为顺水推舟。从心理上讲,人总喜欢听表扬的话,不愿听批评的话。通过发现人的一点长处,对其适当表扬,往往能使他把事情做得更好。《内篇杂上第八》记载:齐景公到寿宫游览,看到一位背着柴的老人面有饥色,齐景公叹息着命令官吏把老人收养起来。晏婴对齐景公说:“臣闻之,乐贤而哀不肖,守国之本也。今君爱老,而恩无所不逮,治国之本也。”齐景公听后就笑了。晏婴见此,立即抓住时机说:“圣王见贤以乐贤,见不肖以哀不肖。今请求老弱之不养、鳏寡之无室者,论而共秩焉。”齐景公听后很痛快地答应了晏婴的请求。又如“以退求进式”,这种方式看似退却,实为进攻,即用以退为进的手段,给对方造成压力,迫使其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得不进行改正。《内篇谏上第八》记载:“景公信用谗佞,赏无功,罚不辜。”晏婴感到心寒,指出齐景公之错后,“鞭马而出”。齐景公一看晏婴真走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让人将晏婴追了回来,并表示要听从他的劝谏。再如“铺陈渲染式”,即对要表达的观点夸大形容,反复烘托。这种方式可使正确的观点更鲜明、更突出,也可将谬误放大,使其暴露无遗,从而引起对方注意,以说服对方。《内篇谏下第十八》记载:齐景公因登路寝之高台而不能到顶而大发雷霆,准备处罚修台之人。晏婴则进谏说古代君王力求节俭,以身作则;而夏桀、殷纣则穷奢极欲,滥用民力、财力,最终导致国灭身亡。齐景公的错误远没有夏桀、商纣严重,但晏婴这样说就是为放大景公的错误,让他认识到自己的过失,并及时改正。


来源:《月读》201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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