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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路可逃》:突围时代 让幸福与尊严流淌在生活的细节里
2016-12-15   来源:      [ ]

罗东


无路可逃

《无路可逃:1966—1976自我口述史》 冯骥才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8


不安年代仍要拥抱生活


  “历史在我身上开始了”,2016年3月,以一句简单的话,冯骥才结束了《无路可逃》的序言。冯骥才决定重逢自己的生活细节。跨度十年的历史细节,滚滚而来,仍在唤起他那些日夜里的不安和焦虑。年代或许就是这样,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恍恍惚惚地感受到一支触不可及的强势力量,突然在钳制和指挥普通人的命运。

  起点是在1966年,那一年他和恋人顾同昭结为连理,“是一个男人成熟了,成家了”,年轻的冯骥才成了丈夫,家庭的责任落在了肩上,需要对生活把握和付出更多。但那一年,到来的却是不安的年代,“正好是‘文革’开始了”。和爱人的成婚的那天晚上,附近中学闻风过来的红卫兵在楼下踱步作响,手电筒的光直射到房间,恐惧在爱人的脑海中徘徊不去,五十年过去了,仍常常在记忆中被惊醒,不得安宁。或许“内心的恐怖才是最深刻的感受”,冯骥才在文字中重遇了那十年的不安深处。

  但生活还得继续,生活的真善美、幸福和尊严,这些关切人的基本状况的事物,仍然是冯骥才内心渴望与坚持。越压抑和束缚的时候,越渴望自由。

  清晨窗玻璃上冻结的冰花,光亮奇异,在那十年的每个寒冬里,这是冯骥才和爱人所最喜爱的了。自然而然地结成,简单而又自在。冯骥才爱上了这样的向往。那时候,他刚到天津的书画社不久,但做业务员时,为书画社带来可观的业务单;天天跑业务,远离了同事间的猜忌是非,骑着自行车在街巷上,在不安的年代获得了这样的自由,更加弥足珍惜。

然而,现实状况,仍冲击着冯骥才。他向往自由的阅读,只能在掩盖下偷偷地完成愿望,比如做一个《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封皮,把“封资修”的《复活》包装和保护了起来。同时向往自由的表达,只能做“秘密写作”,目的是记住自己在不安中的那些所闻、所见和所思,为了逃避抄家,还塞进过自行车的轱辘里。突然一天,自行车被带到了公安部门,尽管跟秘密不关,但仍增加了不安,赶紧把纸张掏出来,藏在家里的各种墙洞。“文革”的第十年,唐山大地震将房间变成废墟,冯骥才像“考古”一样地寻找那些秘密纸张。


文化在凡人的生活细节里


  前半个月内,冯骥才先是在意大利,观赏了那些推动过“文艺复兴”的重要城镇,回到国内,马不停蹄到保定出席一个村落文化保护的会议。二十年来,民间文化遗产的拯救和保护一直是他工作精力的中心。

  “意大利非常了不起,中世纪的古城还是那样,全是那样,街上的一块石头都没有动。”在冯骥才的思想里,文化不是一个毫不相干的“他者”,而是内化了的习惯、观念与对美好生活的民间想象,已经“流淌在人们血液里”。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化自觉,就不清楚来自哪里,以什么样的姿态,要前往何处。城市化的高速进展,从建筑、街道到住宅楼的命名,都在冲击着民间中国的文化记忆。冯骥才希望可以记住它们。

  记住的方式,不止于民间遗产的守卫。普通人的生活细节,一直是他理解这片大地上的文化的路径,《挑山工》《泥人张》《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这些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被编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的精悍作品,呈现了冯骥才理解的中国民间精神和文化。

  这就是生活,而生活的细节是不会欺骗人的。细节因真实而在千百年来都获得了普通人的传承和赞美,在民谣里,在号子里。即便是那些宏大变迁的历史,同样刻度到了普通人的生活细节上,影响着他们的生存、思考和行动的方式。倒过来而言,经由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经验,以公允的材料做出收集和整理,不偏不倚,同样可以看见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历史演变。生活细节承载了普通人长久以来,所接受的文化和行事方式,相较于宏大的制度范畴,更基础,更持久。

穿虎头鞋,舞狮耍龙,“跟对立的东西相亲近,成为保护你或你孩子的东西,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冯骥才将中国的民间文化同欧洲做比较。欧洲人习惯了把丑恶的东西当作是丑恶的,而这样的“包容性”是中国才特有的文化,是“可爱的一面”。冯骥才说,在他创建的“大树画馆”收藏了他多年来所致力整理的民间口头文学,不遗余力地守护那些祖先或前辈们的文化记忆和行事方式。普通人的生活态度都在这里。


文明的目的是幸福与尊严


  “大树画馆”这四个字,是好友冰心女士所题的,和许多文化思想界的友人一样,她习惯喊“冯先生”。“先生”所内化了的意义与尊重,大概是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最明了不过了。

  冯骥才继续写下自己的生活细节,所看到的,是强势的年代和存在局限的自己。在1974年,因美术出版社的偶然机遇,冯骥才可以写连环画,尽管没有稿费,却能署名。但那本连环画叫《渡口》是突出和宣扬阶级斗争的戏剧。冯骥才感受到“我走错了”,接下来的《义和拳》同样如此,为了安全和刊登,就要用“文革”思维构思,但这些思维不是自己的,“我被异化了。”他不回避任何细节,以真实相遇“冯先生”。

那些不安的日夜终于离开了。“文革”结束,全国上下一片激昂。但冯骥才,希望能同时回到人本身做出严肃的反思,四十年来,他是那批最早做出严肃反思的,“我是这半个世纪的亲历者,这段历史应该是我的个人史来见证。”

“这些口头文学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现在做了两期,加起来有十几亿字了。”这么多年来,他放轻了自己的文学创作,而把精力和思考都投向了民间文化遗产的拯救与保护。

  经历了不安的年代,冯骥才更加关切文化。但重要的原因还不仅在此,到了新时期,经济占到了主导的位置,工业化和城市化在上世纪末以来,先后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冲击了民间文化的记忆和载体。这样一个被称之为“功利”或“喧嚣”的年代,改变了文化,也改变了普通人的境遇。

  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和人文精神已相容,但如果没有回归人本身,或许很难远离被经济化的可能。“到现在,也没有把文明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享受文明才是最高级的享受。”五十年历史在冯骥才的生活和思考细节里,“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如果不是为了人,就不是好的政治,就不是好的经济。”不同的年代,存在不同年代的局限,不安也好,功利也罢,但为了生活的幸福和尊严,让“人”获得重要的位置仍然是文明的内在目的。


来源:新京报  发布时间:2016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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