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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
2018-01-08   来源:      [ ]

常风



1929年,我报考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那年外语系招收差不多40个学生。等到正式上课前3天,我才接到通知,说我被录取了,可以到学校报到。

我第一次碰见钱锺书是在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学课上。我们那时上课在旧大楼,教室里都是扶手椅,没有课桌。我进了教室,走到中间靠右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后来又进来一位同学,和我一样穿着蓝布大褂,他走到我身边,坐到我右手旁的空座位上。我不知道他是谁。

冯先生河南口音很重,讲课时口吃得厉害,所以记他的笔记很不容易。比如,他讲到亚里士多德时,总是“亚、亚、亚里士多德”。坐在我右边的这位同学忽然从我手里拿过我的笔记本,唰唰地写了起来。我当时有些不高兴,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礼貌呢?可是当时也不便说什么。冯先生讲完课后,这位邻座就把笔记本还给了我,然后他走他的,我走我的。我看了笔记本才发现,他不但记下了冯友兰先生讲的亚里士多德,还把冯先生讲课中的引语、英文书上的原文全都写了下来,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当天下午有人来找与我同宿舍的许振德,来人就是在我笔记本上写笔记的那位同学。老许介绍说,他叫钱锺书,他们俩在同一个英语班上。我和锺书就这样认识了。

钱锺书看见我书桌上放着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写的《一个青年的自白》一书,很惊讶地问:“你看这本书吗?”我说:“以前看过郁达夫介绍这本书,所以来到清华后就到图书馆借了出来。”就这样,我们俩聊了起来。这就是我与钱锺书友谊的开始。

我们俩是同年出生,生日也很相近。但他的博学多才与勤奋,是我望尘莫及的。

那年入学时,清华大兴土木。除了扩建图书馆,还建化学馆、生物馆,到处都在盖房子。同时又新盖了一栋学生宿舍楼,叫新大楼。寒假快完时,大楼基本竣工了。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学后,我们搬进了新宿舍。我当时住在一楼朝阳的房间,与从山西一同考入清华的中学同学康维清分到一室,宿舍后边即为食堂。锺书住在二楼左翼的房间。他的同乡曹觐虞住在我对面的房间。他常到楼下我对面的房间找同乡,所以也就常来我宿舍。因为我这儿离食堂最近,锺书亦常来找我一块儿去食堂吃饭。

我的书桌上总放着许多书和笔墨。锺书来了以后喜欢乱转、乱翻书,看我这儿有鲁迅先生著的《小说旧闻钞》,他就提笔在封面上用篆字写了书名,又在扉页上用正楷写了书名。这时我才发现他的书法很有功力。

锺书的性格很是孩子气。他常常写个小字条差工友给我送下來,有时塞进门缝里,内容多为戏谑性的,我也并不跟他较真儿。

后来,我宿舍对面房间的一位同学搬走,锺书就搬下来与他的老乡在同一宿舍住下来。我们经常能听到他与这位老乡吵嘴。吵完后,他又嘻嘻哈哈的,那位老乡也很宽容,并不跟他翻脸。



“九一八”以后,淞沪抗战开始,日军侵入上海。苏州东吴大学等校停课,许多学生转入北京各大学继续上学。我们班有位女同学名叫蒋恩钿,是苏州人。她比较活泼,见了大家总是笑嘻嘻的。那时,女同学一般很少跟男同学说话,她是见谁都说话。有一天,她带来一位女伴。锺书告诉我那个女同学是从东吴大学来的,和蒋恩钿是中学同学,现在就住在蒋恩钿的房间里。这位女同学后来跟我们在一个班上课,她就是杨季康。她要补习法语。蒋恩钿介绍钱锺书给杨季康补课,他们俩就有了交往。

锺书用英文写了一篇《论实验主义》的论文。我当时正在练习打字,他就要我替他把文章打出来。哲学系给高年级学生开讨论会,教师和学生都参加。每次开会时冯友兰院长都派他的秘书李先生来请锺书参加。每次开完会,锺书都十分得意,因为他总是“舌战群儒”,每战必胜。他告诉我开会时的情况,什么人发言,他跟什么人辩论了。就我所知,享受这份殊荣的,只有锺书一人。

锺书搬到曹觐虞房间后,我才对他的读书方法有所了解。他是一个礼拜读中文书,一个礼拜读英文书。每到礼拜六,他就把读过的书整理好,写笔记,然后抱上一大堆书到图书馆去还,再抱一堆回来。他的中文笔记是用学校印的十六开毛边纸直行簿记,读外文书的笔记是用一般的练习本记的。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习惯,看完书立即写笔记。他的大作《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在这个时期就打了基础的。



1932年的一天,许振德找了一位他熟悉的人来给我们3个人照了一张相,那是我们3个人在一起的唯一一张合影。

1933年春假的一个下午,许振德来找我们一块儿去逛颐和园。我们步行到了颐和园,看见有几头毛驴。许振德说:“咱们骑毛驴去碧云寺逛逛吧。”锺书和我都没骑过毛驴,我们俩战战兢兢地骑上去,由驴夫牵着到了碧云寺。在碧云寺转了一小圈,老许提议去香山玩,于是我们就顺便游了香山。还想到八大处,可是到了卧佛寺,时间已经不早了,就又返回香山。在香山到处乱转了一下,走到香山大饭店,老许说:“咱们今天浪漫一下吧!”就去香山饭店住了一夜。那时候好像在香山饭店住一个大房间只要两块钱,但是要吃饭,3个人带的钱就不够了,只好每人花两毛钱吃了一碗面条。这就是我们唯一一次在北京的旅游。老许说:“咱们够浪漫了。”又戏称我们是“三剑客”。大概是头一年才看了《三剑客》的电影,因此想起了这个绰号。以后老许就经常提起“三剑客”,也常提起香山的那个浪漫之夜。回首往事,过去已近70年了,老许也已经去世十几年了。1982年他从美国回来约我到北京聚会,我因得请一个礼拜假,而老许只能在北京待几天,所以没有去成。老许到北京本来想重温香山浪漫之游的梦,也落空了。锺书请他吃了一顿饭,他还有许多其他应酬,也没再见面就走了。

1932年5月初,学校里忽然召开紧急大会,说“梅校长有重要报告”。会上,梅校长说:“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昨日我国和日本的谈判已经破裂,决定打仗。跟日本人在北平打仗,我们要坚守北平,所以学校要停课疏散学生。”于是,散会之后,新大楼宿舍外突然间来了许多小汽车和三轮车,大家就纷纷离校了。后来才知道这原来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骗局,他们害怕大学生反对卖国的《何梅协定》,闹学潮。

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在动乱中马马虎虎地结束了。我们的毕业很凄凉,连毕业典礼都没举行,大家就作鸟兽散了。我与钱锺书朝夕相处的日子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来源:《读者》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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